集体谈判缺位的中港工潮

9月1日上午,深圳市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发生罢工。数百名工人因不满资薪待遇过低、公积金过高挤压工资等问题,要求资方涨薪。在政府的介入下,事件于第二天就得到平息。但由于集体谈判的缺位,中港两地工人往往需要通过罢工等行动才能争取到合理的薪酬待遇。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体性事件正呼吁着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

深圳市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摄影:郑语)

文 / 郑语

9月1日上午,深圳市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发生罢工。数百名工人因不满资薪待遇过低、公积金过高挤压工资等问题,要求资方涨薪。据知情者介绍,罢工先是由一百多名岸吊及龙门吊司机发起,继而蔓延到其他工作部门,导致盐田港码头一度无法正常做作业。一位外贸公司的报关员形容当时的情况称:“工人在码头里既不吊柜又不装柜,海面上漂的全是船,而工人们全都在那里坐着,也不做事,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一般情况下,盐田港码头几十个入闸通道会全部开通,而由于此次罢工,导致码头工作人员严重不足,只有数个通道能够正常运作。等待进入码头的货柜司机在港区外排起了长龙。有货柜车司机称,平时进入码头速度很快,而在罢工当日要排四、五个小时才能进入码头。

位于深圳市盐田区大鹏湾的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由深圳市国资委持有全部股份的盐田港集团与香港和记黄埔公司于 1993 年合资成立,共有九个集装箱船泊位。截至今年一月,该码头吞吐量已突破一亿箱。

据了解,从事塔吊和龙门吊操作的工人最辛苦、也最危险。他们往往要在一个狭小的密闭空间内一待就是大半天;而且操作塔吊的工作间距离地面有十几米高,非常危险。“冬天操作室内冷得像冰窖,夏天又热得像蒸笼。一般低级别的塔吊工,每个月工资只有五、六千,普通级别最高可拿到八千左右,老员工才能拿到一万,工人们普遍认为工资过低。”

事件发生后,盐田区政府迅速介入协调。在一天时间内,罢工工人即与资方达成协议,9月2日傍晚已有工人陆续复工,9月3日罢工正式结束。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司员工介绍,此次双方协商的结果是,“最重要的底薪没有增加;老板在附属福利上做了部分让步,户外津贴从 300 元涨到 700 元 ,如果是户外和倒班同时具备的就从 500 元涨到 1200 元,高温津贴涨 50 元,轮班津贴从基本工资的 10% 涨到 15%,住房公积金补贴 6.5%。”

对于这样的结果,这名工人并不满意,“我们没有像外界传闻的每个人增加了 1700 元的收入,综合下来,我的收入只增加了六、七百元。我也没有胜利感,这次谈判,员工也是被迫妥协。”

罢工换来的涨薪

由于集体谈判制度的缺位,工人们常常需要用罢工等激烈的方法才能换来涨薪。在记者赴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采访时,有码头周边承包商的工人表示,罢工事件常有发生,多的时候一年有好几次。在本次罢工前不久,码头周边仓库的搬运工也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罢工。

最近一次规模较大的罢工发生在2007年4月,当时有逾 700 名吊运货柜的工人参与,要求资方补发因为工时计算不合理被克扣多年的工资,以及要求准许成立工会。之后深圳市政府派出一名副市长连同盐田区政府相关部门介入协调。结果在罢工第三天双方达成和解,700 多名工人每月获加薪 3% 及额外补贴 500 元薪金。

深圳市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摄影:郑语)

“薪水太低了嘛,工人没办法当然只能罢工了!”一名仓库的货运司机在接受采访时称,“涨薪一般也涨不了多少。只要给一点钱,再把几个带头的叫过去谈谈话,多涨一点,基本上都能摆平。他们(指资方)在处理这些事情上很有经验的。”

曾经协助07年盐田港罢工工人维权的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段毅称,盐田港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一直非常低,“(工资)该涨到那个份上的时候没有涨到那个份上,这就形成了一个空白。比如说,在国外应该给工人涨十块,到中国通过所谓的集体协商,只给人涨了六块。老板心里都清楚,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支付,只是工人必须通过压力手段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合理的涨薪幅度。”

段律师还透露,盐田港码头在 07 年罢工之后就组建了工会,每年也有所谓的劳资协商。但在协商中,由于资方占有绝对的主导权,工人的意愿无法得到真实反映,工人的不满积蓄已久,这次事件是一个总爆发。“如果每年都有正常的集体谈判,基本上可以达到劳资双方对资薪的真实认可。而在现在这种虚假的劳资协商框架下,实际上是老板认可了,工人并不认可,所以最终还是会导致工人只能通过罢工等行动来实现工资增长的诉求。”

集体谈判与香港工潮

集体谈判,是指劳方集体性地透过工会或工人组织与资方谈判雇佣条件,而资方必须参与,谈判结果也具有法律约束力。其目的是使得劳资双方能够在一个较为平等的情况下订立雇佣条约,以保障劳方应有权益。

集体谈判权的缺失,则会导致工人不得不通过罢工等行动,才能获得与资方进行相对平等谈判的权利。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大陆常有发生,在香港亦不例外。今年3月到5月,持续时间长达四十天的香港葵青货柜码头工潮即是一例。

3月28日,同属和记黄埔旗下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逾百名外包工人因不满薪酬过低及工作环境恶劣,于码头进行抗议,要求外包商加薪两成。其后,有多名学生和市民到场声援,劳工联合组织职工盟更发起“码头工人罢工基金”,向市民筹款以支援罢工工人。工潮最高峰时参与者有近六百人,最后以工人接受四大外包商提出的加薪 9.8%“终极方案”而告终。

职工盟发起的“五一”游行,要求港府落实集体谈判权。

“香港没有集体谈判权,政府没有法例援引去迫使资方与工人谈判。”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直言,“如果 1997 年没有废除集体谈判权的话,这次的罢工根本就不会发生。”

1997年6月,香港回归前夕,末代立法局通过了由职工盟议员李卓人提交的《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条例列明五十名雇员以上的企业,如工会的会员人数超过僱员人数的 15%,并取得逾五成雇员的授权,可以获得集体谈判权。然而,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上台两星期后,即冻结了集体谈判权。被指是北京钦点、没有任何民选成分的临时立法会,于同年11月将此法案正式废除。

“董建华本身就是一个商人,与财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年有很多商家联手向政府施压,要求废除集体谈判权。”蒙兆达说,如果有集体谈判权,资方在一开始就必须与工人商讨薪酬待遇,工人的怨愤就不会压抑这么久,这次工潮或许就能避免。

资本主导与政府主导

同样是和记黄埔旗下的码头、同样没有集体谈判权,深圳盐田港码头通常在一到两天时间内就将工潮平息,而香港的罢工时间则持续达四十天之久。究其原因,段毅律师分析道:“香港(经济)还是以资本导向为主,所以资本家有很强的控制权,而政府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小,对经济的干预也比较弱;而大陆的情况不同,政府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港口又涉及到船舶运输、金融业、票据关联等等,也就是所谓‘涉外’。这个时候出现罢工,中国政府会觉得丢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面子。所以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会向老板施压。”

据香港媒体报道,作为码头小股东的盐田港集团,在07年工潮发生时与大股东和记黄埔角力毫不退让。甚至还向和记黄埔暗示,如果香港合资方未能处理好事件,中方大可根据合同“把你的东西买过来”。一位知情人士称,“当时罢工的问题直接就报到中央。当时深圳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郑京生,给了李嘉诚方面三个意见:第一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管理经验,第二我们有足够的钱,第三如果这个问题你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我们与你合资能否持续。”

段毅律师也透露,在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的经营中,实际上是由和记黄埔全权管理,只是每年会向合资方盐田港集团交纳一定数额的资金,“所以你想,无论老板多给工人(工资)少给工人(工资),都得向政府交那么多钱。所以涨工资的话,工人满意了,政府的收入也不会减少。所以政府在工人要求涨薪这件事上利害关系不大,反而工人罢工会损害政府的利益,所以政府的压力一定会施向老板。”

但无论是资本主导还是政府主导,只有通过罢工等行动才能争取到合理涨薪对于劳资双方来说都是一场“双输博弈”。“为什么有了集体协商还是要罢工?”段毅律师说,“这恰恰说明了现行集体协商制度一定的虚伪性。所以,我们更应该建立起集体谈判制度而不是集体协商制度,使劳资之间变得更加平等,沟通也更为真实和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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