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地区下岗失业劳动者生活状况和社会救助需求（二）

五・部份下岗失业者生活困难，个别家庭陷入绝境
 
 在所调查的50位下岗失业者中，一些人的生活状况较好，大部份人的生活比较困难，少数人的家庭陷入绝境。这些人的家庭生活状况好坏，与下列因素密切相关：
 
 （1）下岗失业方式和持续时间
 如前所述，下岗失业者的离职状态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取得收入的数量和持续时间不同，而不同收入数量和持续时间决定□下岗失业者的生活状况。其中，收入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提前退休和提前因病退休，一般每个月400-600元，持续到退休年龄为止，届时正式办理离退休手续，从社会保险机构领取养老保险金。如果没有其他特殊情况，这部份人的生活在本地社会将处於中等水平并相当稳定。
 
 下岗、待岗和不定期放假<<三叁>>种情况基本接近。下岗者是正式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人，其基本生活费的数量由政府规定，由政府、社会保险金和企业<<三叁>>方共同负担，目前的标准是每月286元，期限为两年。两年后转入失业，领取失业保险金。下岗期间，企业依然给其缴纳养老、失业、医疗<<三叁>>项社会保险费。待岗者的生活费完全由企业支付，政府没有统一规定，所以数量有多有少，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经济能力，一般在每月200元到400元之间。领取期限不定，取决于企业能否获得订单，正常生产。他们的社会保险费也由企业缴纳。不定期放假类似于待岗，但放假和上班的周期一般较短，月收入也在200-400元之间。这些人与提前退休和提前因病退休者相比，收入较少，稳定性较差。
 
 一次性获得收入最多的是提前解除劳动合同（一次性买断工龄），他们的收入包括<<三叁>>个部份：
 
 第一部份是企业支付的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赔偿费，有两种计算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本人月工资额乘以在本企业的工龄，第二种方法是本企业的平均工资乘以本人在本企业的工龄。劳动者可以在这两种方法中选择数量最多的一种。根据本人工资（或企业平均工资）和工龄的不同，其数额一般在5000元-10000元之间。
 
 第二部份是失业保险金，根据北京市规定的标准和本人就业年限发放，最长可以领取两年，一般第一年每月<<三叁>>百馀元，第二年每月二百馀元。
 
 第<<三叁>>部份是自谋职业补贴，本人年龄达到40岁以上者可以领取，一次性发给10000元。
 
 这种方式尽管一次性收入较多，但是并不利於今后稳定的生活。如果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未能找到工作，也未能正常经营，将不能获得任何收入。不仅生活费没有□落，而且一旦生（重）病，可能无力支付医疗费。为回避这种困境，一些人将档案存放在政府劳动部门的交流中心，视为已经就业，由自己继续缴纳养老、失业、医疗<<三叁>>项保险。但是这样一来，不仅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和自谋职业补贴，还需要每年支付两千余元的社会保险费。所领取的解除劳动合同补偿费即使不用于生活，几年之内也会用完。所以，这部份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低于下岗者和待岗者。
 
 终止劳动合同、企业破产安置和开除均属於失业，领取失业保险金。与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者不同的是，他们没有企业给予的赔偿费。如果需要延续社会保险，就必须从家里另外拿钱。这样，当不能很快就业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一个不能两全的困境：或者以失业保险金维持生活，放弃延续社会保险；或者延续社会保险，牺牲当前的生活。因为当前生活的压力，大部份人选择了后者。这样，他们的收入最少，也最不稳定。
 
 一般来说，除提前退休者之外，下岗失业持续时间越长，生活越困难。例如，下岗者在两年内可以获得基本生活费，两年后则转为领取失业保险，如果领取期满不能就业，就转为从政府民政部门领取救济。后者不仅数量少，而且只有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才能领到。
 
 （2）年龄和就业可能性
 在这方面，下岗失业者中生活最困难的人是35岁以上、退休年龄以下者。35岁以下的人容易找到工作，最起码能打零工，获得一定收入。达到退休年龄的职工直接退休，北京市□围内的退休费基本能够保证。35岁以上、退休年龄以下的下岗失业者既找不到工作，又领不到退休金，生活最为困难。这部份人中又分为有一定技能和没有技能的人。前者获得工作或打零工的机会多于后者，所以后者更困难一些。
 
 （3）家庭成员数量和就业状况
 下岗失业者有无配偶、配偶有无工作是决定其生活状况的重要变量。有配偶并且配偶处於就业状态者，由於能够获得收入，家境一般较好。例如，一位女性失业者的丈夫在长途汽车公司工作，每月收入1800元，其家庭的装修和摆设都显得新潮。当问及失业后的困难时，她所提到的主要是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丈夫地位和权势的提升，自己因此而受欺负，而不是经济生活问题。
 
 如果有配偶但无工作，夫妻双双下岗、失业，或者没有配偶，只是一个人生活，则家庭生活相当困难。调查对象中有一位31岁的男性，尚未结婚，属於失业，每个月只有不到300元的失业保险金，并且很快到期。其生活显得困难，室内没有任何称得上“家具”的东西。
 
 家中有无孩子、孩子有无就业是另一个变量。所调查的下岗失业者中大多数家中有孩子，大多数孩子正在上学，尚未就业。绝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但个别家庭有两个孩子。凡是有孩子的家庭，生活都比较困难。
 
 困难不仅来自孩子的生活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其教育费用很高。几乎每个被调查的下岗失业者都重视孩子的教育，力求让他们上大学，并且上最好的学校。在分析下岗失业的原因和再就业的困难时，大家的普遍感受是自己的知识水平低，学历等级低。就是说，自己之所以下岗失业是因为没有文凭，之所以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学历低。他们分析道，改革开放以来受益较多的是高学历的人，受损失较多的是自己这样的没有文化的人。
 
 所以，他们下定决心，不让子女走自己的道路，不当体力劳动者。而工人子女提升社会地位、摆脱困境的惟一途径是上大学。他们教育子女的话经常是：“现在的社会有利於有知识的人，对没知识的没有好处”，“只有有文化，才有出路”，“我之所以失业，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学历低，我是你的负面榜样”，“你一定要努力，上大学”。
 
 然而，要上大学，必须首先上质量好的小学，质量好的中学。这些学校都需要较高的学费，高额的赞助费。大学的学费也在逐步增加。教育部门推行素质教育，规定取消了辅导班，但私人补习随之兴起，补习费很高。一些教师放松在校教学，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给学生提供“业余”补习。这样一来，贫困家庭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不支付高额补习费给子女补习，子女将不能取得好成绩，不具备升学的竞争力；如果请教师给自己的孩子补习，难以支付那麽高的费用。
 
 从目前起，下岗失业者就必须为孩子未来上大学积蓄学费。一方面是没有职业和低收入，另一方面是“望子成龙”的高额开支，这使很多家庭的生活降到了最低点。
 
 （4）大家庭状况与父母收入状况
 所调查下岗失业者的父母基本全部退休，有的已经过世。他们的父母至少有一人曾经有工作，曾经有工作的在世者能够领到退休费。
 
 因为退休费高于下岗生活费和失业保险金，并且下岗失业者的小家庭负担人口多，其父母多从退休费中拿出一部份补贴下岗失业者的生活。有些父母不直接给钱，而是让下岗失业者的子女来家里吃饭，给上学的孩子支付学费，帮助购买粮食、蔬菜和副食品，甚至干脆让下岗失业者的小家庭成员到自己这里生活。
 
 下岗失业者对於父母的这类资助既不好意思，又感到无奈。他们认为，下岗失业改变了中国社会传统的美德。中国社会重视孝道，自己不仅不能对父母尽孝，反而要父母养活，这是自己的耻辱。有的下岗失业者的父母全部过世，他们不可能获得这类资助；个别下岗失业者的在世父母没有退休费，需要抚养，或者退休费较少，只够老人维持生活。这类下岗失业者的生活相对困难。
 
 一位男性失业者，其家庭共有5口人：他自己，妻子，母亲，上小学的女儿，上幼儿园的儿子。母亲没有工作也没有退休费（父亲过世），妻子是农村户口，没有正式工作，他从企业失业。全家人只有他本人每月不到300元的失业保险金。为了增加收入，他借款买了一辆汽车，作为“黑车”跑出租。白天妻子开车，晚上他自己驾驶，每月能收入1500元。
 
 一些下岗失业者尽管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帮助，但是其兄弟姐妹较多。在这样的家庭中，如果兄弟姐妹中有些人收入较高，生活较好，则在有些大家庭内存在对下岗失业的小家庭的经济帮助。在上面的例子中，一位失业者从兄弟姐妹那里得到了2万元借款。在其他案例中，一个失业者的孩子完全由其在大学工作的姐姐供养和缴纳学费。
 
 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助与父母是否健在有关。如果父母健在，同辈之间互相帮助的可能性和帮助力度一般较大。在相反的情况下，可能性和力度较小。这是因为，父母过世后，同辈间的来往频率和家庭气氛会降低，互相帮助的内在动力由此减弱。如果兄弟姐妹都结婚建立了家庭，则配偶成为约束其资助行为的负面力量。他们的配偶更多地为自己的小家庭□想，而不情愿资助配偶的兄妹。当父母健在时，可以对其子女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帮助自己的同胞兄妹。所以，由父母出面，更可能促成这类“家庭内部保险”的建立。
 
 然而，如果下岗失业者没有兄弟姐妹，或者其兄弟姐妹同样下岗失业，则不可能从这类途径获得帮助。实际上，同一父母下的兄弟姐妹在学历水平和职业类别上存在同质性，工人父母的子女更可能都是工人，甚至一家人都在一个企业工作（在调查对象中，不少人全家同在煤矿上班）。这样，往往是多数人相继下岗或失业，家庭内部保险不能形成。
 
 （5）身体残疾和疾病
 无论是下岗失业者本人还是其家庭成员，只要患有疾病和身体残疾，其家庭生活都相当困难。那些患有严重疾病者，其生活很可能陷入绝境。这是因为，一方面，患病者不能获得任何收入，反而有高额的医疗费和护理费支出；另一方面，无论是下岗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还是民政部门发给的社会救济金，都不因病残而增加。就社会救济金来说，只发给家庭人均生活费低于270元的人（北京市标准）。如果一个家庭有高于人均270元的收入，无论有多大的必须开支，民政部门都不再发给这类救济。如果人均收入低于270元，则民政部门只给补足到270元，不可能再高。
 
 在被调查的下岗失业者家庭中，由<<三叁>>个极端困难者。
 
 第一个家庭内，失业者本人患脉管炎，一侧下肢腐烂，已经截肢一次。其治疗费每月800元，止痛药费每月3200元，去医院（在山东治疗）的往返交通费和住宿费（有一人陪同）一次需要1000元。仅这些医疗和相关费用，每年就需要6万元。即使治疗效果理想，整个治疗期间也至少需要4年，花费20余万元。然而，家中收入每月只有其妻子的1000元，和本人的失业保险金（即将到期）。
 
 第二个家庭内，失业者本人患脑瘫，生活不能自理，每月需医疗费1000多元。但是，这种病很难治好。这意味□医疗费需要一直延续下去。因为妻子退职在家里照顾他，每月的家庭收入只有其儿子的400元（在北京西客站工作，每天上下班单程需要将近3个小时。为了节省住宿和吃饭的费用，他每天都回家），本人的失业保险金200余元。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可以报销药费总计约5000元。领取期满后，医疗费将全部自己负担。其妻子说，今年除夕，别人家围在一起吃年夜饭，放鞭炮，自己家则是<<三叁>>口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第<<三叁>>个家庭内，失业者的配偶病成“植物人”。为治病已经借款18万元，并且以后还需要一直借下去。这个家庭每月的收入，只有一个人的失业保险金，并且很快就要到期。失业者身体很好，但是因为需要在家照顾病人，不能就业。
 
 残疾人的家庭也属於极端困难的行列。他们一方面不能就业，获得收入，另一方面也需要支付医疗费。被调查的失业者中有一位属於视力残疾，因为劳动纠纷被企业开除，找不到工作。为了获得政府劳动部门介绍的工作，也为了延续社会保险缴纳，他将档案放在了劳动部门的交流中心。这样一来，不仅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还需要每月自己缴纳社会保险费和档案管理费（每月大约180元，因为没钱，在调查时已经停止缴纳）。
 
 妻子是农民，在城市没有工作，在家里没有土地，没有任何收入。其父亲退休后住在养老院，母亲瘫痪在床，父亲的退休金入不敷出。他有一个孩子，即将上小学。因为户口随母亲在农村，在城镇上学需要缴纳较大数量的“借读费”。调查期间，他正在为这一笔钱发愁。
 
 因为他将档案放在劳动部门，按规定属於“在业”；其妻子为农民，根据政府的界定也属於有职业；所以尽管没有收入，生活困难，民政部门核定其社会救济金时，每个月也只发给19元。另外，作为特殊照顾，获得“北京市粮油供应帮困卡”，每月可以凭卡领取价格为120元（每人40元）的粮食和食油。这样，他们一家<<三叁>>口人每月的生活费用总共只有139元。
 
 被调查者中身体残疾的人不止这一例。其中有3例的残疾是由工伤引起，但不能享有工伤待遇。这是因为，其所在企业均有生产安全方面的考核，出现工伤后该部门将受到处罚，或者被扣除安全奖，领导人和职工的奖金都会减少。为避免奖金受损失，一些部门在出现工伤后，并不上报，而是作为疾病处理（全额报销医疗费）。本来，根据规定，对工伤达到一定等级者企业不能安排其下岗，也不能让其失业。但是，因为当初没有上报工伤，也没有工伤纪录，企业就同样安排这些人下岗或失业。这些人失业后更难找到工作，医疗费支出也比正常人多。所以，其家庭生活比普通人困难得多。
 
 家庭生活困难的还有另一类人，即所谓“土地工”。这些人原来是农民，因为企业占用了其村庄的土地，被企业招收为工人。然而，其家庭成员尽管也转成城镇户口，但是不一定由企业安排工作。这样，其家庭生活就完全依靠被招收为工人者的收入。一旦这位工人下岗或失业，全家都将失去生活来源。他们也不能回乡务农，因为村里剩馀的土地早已承包到每个农户，被招为工人的家庭没有权利分得土地。
 
 因为难以再就业，下岗失业者在困难中的选择只能是节衣缩食。一位被调查者说，自己每天都买最差的菜，收集卖菜者剩下不要的菜。另一位被调查者每天都吃白菜萝卜，一个月才吃一次肉。有病时不敢看病，尽量忍耐。忍受不住的时候，不去医院看大夫，而是去药店买便宜的药。个别重病者不让家属给自己治疗，而是“等死”。一位下岗职工的母亲说：“我不给子女添麻烦，有病了，就死了算了！”
 
 约1/3的下岗失业者认为，因为家庭困难，影响到子女的学习。子女本来能升到重点高中，但是因为交不起高额学费，只好上最便宜的职业高中或技工学校；本来可以考取市中心的市属重点中学，因为学费、交通等费用高，只能在附近的低质量学校上学。个别下岗失业者说，“我的孩子本来很聪明，但是家里没钱上学，只能不上，初中毕业就找工作。我们不忍心这样做，耽误了孩子，但是实在没有办法。”
 
 六・夫妻冲突增加，个别家庭解体
 
 下岗失业后，一些人的夫妻关系变得紧张，直接冲突增多。当事人认为，这些冲突一般并非由下岗和失业直接引起，但是下岗、失业通过其它因素发挥作用，增加了冲突的数量和程度。
 
 夫妻冲突往往因为家庭资源的稀缺引起，下岗失业则加剧了家庭资源的稀缺程度。如果夫妻一方将资源稀缺和自己的需求不满归因于对方下岗（失业），对对方加以指责或抱怨，对方在尊严受到损害时予以对抗，夫妻冲突就会出现。一位失业者说，妻子喜欢打扮，在商店看到一种花裙子，想买却没有钱。他劝妻子，买一些布回家做，自己的父亲是裁缝，做出的裙子质量不会差。但妻子说：你难道一辈子都依靠父亲生活？如果找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还能没有好裙子穿？结果，两个人吵起架来。
 
 因为资源稀缺，经济紧张，内部的资源争夺随之增加。当一方所分得的资源不能迎合其亲属的期望，在迎合亲属还是照顾配偶两者之间不能两全的时候，对於对方的责怪就会出现。一位男性失业在家，妻子每天带病上班，收入也不多。因为父母年老多病，他不能尽赡养义务，感到羞愧。春节的时候，他想买些营养品去看望二老，向妻子要钱。妻子不同意。他怪妻子没有孝心，太自私，冲突由此发生。这位失业者对调查者说：“钱是她挣的，父母是我的，我感到难受极了！”
 
 中国家庭历来推崇“男主外，女主内”。丈夫有义务为家庭挣钱，妻子则有“权利”等□花钱。家庭中如果丈夫失业，不能履行社会公认的职能，在妻子面前的地位就会大大降低。妻子常常责怪其“没本事”，当初找对象的时候自己“瞎了眼”，使其无地自容。有的妻子逼迫丈夫外出找工作，找不到工作不许回家。对於这些行为，丈夫最初的选择多是克制，忍气吞声。然而，越是如此，妻子的行为就越是升级。最后，丈夫忍无可忍，导致冲突出现。
 
 中国的女性在计划经济年代一向以“我也挣工资，不需要你养活”为自豪，以此作为提升社会地位、挑战男性权利的砝码。下岗失业则使她们的地位跌落，心理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她们担心男性看不起自己，歧视自己，从此沦落为整天围□锅台转的“家庭妇女”。尽管很多丈夫并不在意其下岗失业（认为这样一来她会把家里照顾得更好），但是她们自己把这件事看得十分严重。这样，丈夫就往往成为其因失业所引起不良情绪的发泄对象。并且，对丈夫的发火还成为她们考验丈夫在其失业后感情忠诚程度的手段。当丈夫的忍耐达到极限时（这一极限因为妻子成为“家庭妇女”而降低），家庭冲突就会出现。
 
 下岗失业等於在职业历程方面遭受重大挫折。这一挫折加上下岗失业后的生活困扰和社会关系断裂，使人们遭遇到诸多的情绪问题。例如，情绪痛苦，心理紧张，脱离社会生活的寂寞和无聊，对未来生活的焦虑等。这些情绪问题作为背景，降低了个人负面情绪激活的阈限。以前很平常的刺激，在此时就可能引发强烈的情绪动荡。以前很和睦的夫妻，也会因为很小的事件发起火来。一位女性失业者说，在我的家里，每个人都不能说“失业”两个字，也不能说“下岗”。否则，我就会对他发火。幸亏家里的人都照顾我，不提这两个字，也不提下岗失业的事情。要不然，这个家会闹翻了天。
 
 个别夫妻因为冲突升级而离婚。在调查对象中，有一位失业者自己报告，妻子嫌自己没工作，家里穷，到法院起诉，最后离了婚。还有一位女性下岗者，带□一个小孩独立生活，被照顾在居委会清扫垃圾。居委会的干部介绍说，她下岗后，丈夫同她离婚，现在已经另组家庭。
 
 由於生活困难，也由於生活乏味、枯燥，再加上其他原因，有的下岗失业者有了外遇。有的下岗失业者本身正常，但配偶因为他不能为家庭带来收入，看不起他，而出现外遇。这类黄色事件在下岗失业者中流传。某些外遇成为婚姻的破坏因素，然而另一些外遇则有助于维持原有婚姻。在后一方面，一位被调查者提到这样的例子：一个家庭中丈夫失业，妻子有了外遇。有外遇的妻子感到内疚，觉得对不起丈夫，抵消了对丈夫失业的不良情绪，很体贴丈夫；失业的丈夫觉得不能为家里带来收入，不能为妻子买时装和化妆品，还需要妻子供养家庭，也觉得对不起妻子。结果，因为外遇的出现，夫妻之间更加体贴了。
 
 那些单身的下岗失业者，因为处於下岗失业状态而找不到配偶。前面提到的单身生活的31岁的男性失业者，就是因为没有职业，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不能成婚。居委会的干部说，“他没有工作，哪个姑娘看得上他？”另一个男性失业者正在与一位女性同居，对方不肯去登记结婚。她对调查者说：“我最多给他两年机会，如果这两年不能找到工作，不能赚来钱，就彼此分手！”调查者提出，谁都有失业的时候，夫妻之间应该在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如果他有了工作，你失业了，他也会帮助你。她的回复是：“这个年代，钱比什麽都重要，没有钱就不要结婚。”
 
 七・不安全感强烈，对未来恐慌，心理灰暗
 
 被调查者普遍感到自己没有前途，没有奔头，生活没有安全感，心里很恐慌。“下岗后像丢了魂似的，心慌意乱”，“心里很不踏实，几乎没有一天不失眠”，“感到恐慌，前面好像是万丈深渊”。
 
 他们所担心的主要是4个问题：
 
 第一，生活费。现在尚有下岗基本生活费，或者有失业保险金，但是领取这些收入都有一定期限，两年很快就会过去，到不能领取这些钱的时候该怎麽办？全家人如何维持生活？一位被调查者说：“现在整天发愁，以后的日子怎麽过？只有两年的失业保险金，已经过了一年，还有一年。没有这些钱了，我该怎麽办？”
 
 第二，工作。找不到工作怎麽办？如果不能取得收入，如何生活下去？年龄大的人，体力弱的人，学历低的人，身体病残的人，对这一问题更加忧虑。
 
 第<<三叁>>，医疗。患了病怎麽办？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只能报销一定数额的医疗费）得了大病怎麽办？一旦超过失业保险金领取年限（不能报销医疗费），有了病怎麽办？从哪里得到医疗费报销？“最害怕的是得大病，如果得了大病，只能等死。”
 
 第四，老年生存。年老了、失去劳动能力怎麽办？自己现在失业，不能缴纳养老保险，到退休年龄就没有退休费，到那时候该怎样生活，靠什麽治病？国家现在有养老保险，在国有企业的工龄视为缴纳年限，可是这样的政策可靠吗？国家有钱发这麽多人的养老保险吗？即使发放，能够维持生活吗？政策一天一个样，年老体衰之后会是什麽样？
 
 另外，目前的生活可以得到亲戚的帮助。可是，亲戚只能救急，不能救穷。如果自己的困难持续下去，亲戚会管自己一辈子吗？即使他们有这个愿望，但是他们就一定不会下岗失业吗？不会出现困难吗？到他们连自己都顾不过来的时候，还能救助我吗？
 
 这些问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每日每时折磨□下岗失业者。他们不能为这些问题找到满意的答案，不能找到出路。一位失业者说，“我希望来个大地震，大家一起玩完，就不用发愁了。”
 
 对於年龄较大、接近退休年龄的人来说，建立安全感的惟一途径是提前退休。政府规定，在特殊工种工作的劳动者可以提前5年退休，有严重疾病的国有企业职工可以办理因病退休，企业则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办理内部退休（由企业负担提前部份的退休费）。一些劳动者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办理这些类型的退休，进入领取退休金（养老保险）的行列。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则采取更改年龄、更改工种、加重病情、托医生诊断等方式，力求挤进退休者队伍。时常可以看到，一个显得很年轻、身体健壮的人，已经属於退出劳动活动的退休者。
 
 一些下岗失业者对政府规定的失业保险金领取年限提出建议。政府规定，失业保险金的领取年限最长为两年，目的之一是激励失业者寻找工作。下岗失业者认为，这种不养懒汉的原则是合理的，但是对於年龄较大的人来说，不是自己不去找工作，而是在劳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因此，希望政府延长对年龄大的失业者的失业保险金发放年限。或者，对在国有企业工作时间长、付出贡献大的失业者，发放国有企业工龄补贴金，其数量应该能够维持基本生活。
 
 下岗失业作为人生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对於长期习惯于职业稳定、生活稳定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再加上前途渺茫，未来恐慌，其心理变得相当灰暗。其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对命运和宗教的看法，都与下岗失业前有较大的不同。
 
 一些人提到，以前觉得活□很有意思，很充实，下岗失业后变得不知道活□是为什麽了，头脑里朦胧胧一片，似乎活□只是为了活<<著着>>；或者，生存的目的只是为养家糊口，为了吃饱饭，别的顾不上。这不是从人（的生活）变成了猪（的生活）吗？
 他们描述自己下岗失业后的精神和心理变化：现在变得没有思想，没有内涵，没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变成了空壳；没有理想，没有精神支柱，没有寄托，整天想的都是明天怎样谋食；没有了作为人的高尚，显得低下，像乞丐一样，每天起床后想的都是钱，都是柴米油盐。
 
 他们相信，如今没有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大公无私，没有了为社会和他人的贡献。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人与人之间没有了以前的真心的互相帮助，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换关系，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弱肉强食。一些被调查者表示，已经减少了对社会和政党的忠诚，现在是谁给钱就跟□谁走，谁给带来好处就跟□谁走。
 
 一些被调查者说，以前自己受党和国家教育，是个唯物论和无神论者。现在相信命运了，相信上帝和神灵了。当想到上帝的时候，心里有了寄托。一些下岗失业者本人不相信命运和神灵，但认为当今信神的人的确多了，去庙宇烧香的人也多了。他们说，对於下岗失业者来说，这种现象是必然的，有个信仰就多了一个生活支柱。一些下岗失业者酗酒消愁，因工作无望而整天打麻将，个别人贩毒、吸毒。
 
 八・孤立无援，对社会失去信心
 
 很多被调查者提到，自己现在处於孤立无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地。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帮助自己，没有什麽可以供自己依靠。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工会、配偶，自己都不能从中得到坚实的依靠，得到所期望的帮助。
 
 往往在调查的一开头，他们就急切而愤愤地说：“我们是被社会抛弃的人”，“下岗职工是企业的弃儿”，“失业工人现在是没娘的孩子”，“我变成了印度电影中的流浪者”。不少下岗失业者对政府、企业、工会、家人、朋友的帮助都失去了信心。
 
 无论是下岗失业者整体还是个人，对於企业裁减人员的反应都表现为“<<三叁>>部曲”：先是抵抗和期望，再是忍耐和幻想，最后是无奈和顺从。
 
 在各个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第一次裁减职工（下岗或失业）的时候，被裁减的劳动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抗。一些人按照组织程序找企业劳资部门、工会、党支部、厂长，找企业主管部门、政府主管部门，陈述自己留在企业的理由，申明自己留在企业的权利，声讨企业裁员的不合理，或者要求很高的赔偿费、补贴金。
 
 采取的对抗方式包括质问、论理、冲击厂长办公室、集体围攻、厂内游行等。有的劳动者威胁企业领导人，声称如果他让自己下岗，自己就将伤害其人身。有的人则实际砸厂长办公室，拿刀威胁厂长，砸厂长家的玻璃，或者带领全家人去厂长家“吃饭”。作为个别事件，一位下岗者闯进厂长的家，准备杀死厂长（动因是“因为你不让我活命，我就让你比我先死”）。正巧厂长不在家，他就杀死了厂长的妻子和孩子，然后从高层楼上跳下自杀（这一事件每个被调查者都知道）。
 
 这些行为或多或少对厂方造成了影响，迫使企业在某些方面做出调整，延缓了裁员的时间，减少了裁员的人数。但是，因为内外条件没有改变，容留冗员更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所以劳动者很快再次面临裁员命运，并且最终无力回天。
 
 工人抵抗是因为对企业抱有期望。第一，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集体）企业不会将劳动者抛弃不管，工人毕竟是国家的主人。第二，相信自己的抵抗会发挥作用，改变企业裁员的决定。然而，事实是，无论怎样抵抗，都改变不了下岗失业的基本趋势。看到抵抗无济于事，越来越多的人灭失了对企业的期望。那些不具备“特殊条件”、不可能争取到留在企业的“优先权”的人，更不饱什麽希望。这样，参与抵抗的工人逐渐减少，抵抗的力度逐渐减弱。多数工人由抵抗转变为忍耐，忍气吞声地接受下岗命运。
 
 但是，他们对企业依然抱有幻想，认为自己或许能重新回企业工作。正是出於这种幻想，他们才能够忍耐。可是，此后的事实又无情地撕碎了他们的这一幻想：企业裁减人员越来越多，机器被卖掉，厂房被拆掉，最后变成了一个空架子；裁减人员的方式由下岗变为终止劳动合同和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力度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很多劳动者感到“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顺从”地接受了企业对自己的各种安排。
 
 到此为止，劳动者已经“识破”了企业的无情，不相信企业能够给自己提供什麽帮助，作为自己的依靠。一位失业者说，我一见到原来企业的大门就觉得恶心，那里边的人都坏得很。在个人方面，“<<三叁>>部曲”表现为首先采取多种硬的和软的方式争取留在企业；努力无效后期望得到以后回企业复职的机会，或者得到较多的解除合同赔偿金或生活补贴费；最后，则是接到企业的下岗通知就回家，听天由命。一位厂长说：“下岗的人过去闹事，现在不闹了，认头了。”
 
 根据法律规定，企业的工会、职代会有保护工人权利和利益的职能。但是，几乎每个被调查者都认为，无论是工会还是职代会，都起不到保护职工、阻止企业裁员的作用。工会实际上是像聋子的耳朵那样的摆设，不为厂方说话就是天大的好事。
 下岗失业者们说，在现行制度下，工会主席在劳动关系上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受厂长雇用，没有权力，没有能力为工人说话。如果工会主席保护工人的利益，不仅保不住工会主席的职位，连工人都当不成。如今的情况是，在企业内，谁为工人说话谁倒霉。
 
 法规规定，企业一次性裁减人员达到一定数量，必须由职代会讨论通过。可是由於厂方十分策略的安排，裁员的议案一般很容易被通过。
 
 在准备裁员的时候，厂方的议案侧重于陈述裁员的必要性，强调企业如果不裁员就将破产，每个人都不得不回家，而裁员则能保住部份职工的饭碗。这样一来，职代会代表就为了“有可能留下”而赞成裁员。厂方的另一做法是，只要求职代会同意裁员，并不提请其审议裁减人员的具体方案。厂方认为，决定让那些人下岗失业是厂长的事情，并不是职代会的职能。这个时候，职代会代表并不能预知自己的命运，较容易投票参成。
 
 在召开职代会的现场，工人代表出席，其顶头上司一般都去列席。工人代表在会上说什麽，顶头上司都知道。这个时候，谁都不敢给议案提意见，不敢反对议案。否则，会议一散就会被穿小鞋，穿小鞋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下岗。这种情况下，工人代表对厂方的决定和议案，只好举手赞成。很多下岗失业者认为，职代会代表为保住个人的利益而牺牲了下岗失业者的利益，不少人到最后也难逃下岗失业命运。
 
 一些劳动者为避免下岗失业的命运，采取个人化的方式接近和操纵决策者，比如托关系，送礼等。被调查者说，这类方式对个别人有效，对大多数人无效；在短时间内有效，在长时间里无效。不少人躲过了第一批下岗，却进了第二批下岗者的名单，最终还是下岗或失业。
 
 个别女劳动者出卖感情和肉体，以此交换在企业的留任。这样，出现了所谓“不下岗的女人是有路子的，脱裤子的。”
 另一些女工被上司以下岗失业相威胁，受到性骚扰。有些女性被调查者说，“如果女人不学坏，就会受欺负，就会先下岗”；“经理们对女人都有非份的愿望，如果我们不满足他，就会被首先安排下岗。”总之，个人化的交换方式或者无效，或者代价过高。
 
 一些劳动者为保住在企业的位置，当被决定下岗失业时，去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去法院诉讼。但是，近些年厂方在劳动制度的运作中变得逐渐成熟，经验逐渐积累，善於钻劳动法规的空子（比如，通知劳动者续签合同的时候，明确写明只签订一年合同，而不简单地说“本企业准备与你续签合同”。因为法规规定，在后一种情况下，在本企业连续工作满10年的职工可以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企业必须签订），想办法对付劳动者，劳动者的胜诉率逐渐降低。
 
 对於牵涉到经济补偿的劳动纠纷，即使劳动者胜诉，因为企业亏损，劳动者也不能实际得到赔偿。为了打官司，劳动者要花费很多金钱、精力和时间，最终却往往一无所获。自己数次诉讼的经验和他人败诉的实例，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对仲裁和法律丧失了信心。一些被调查者说，如今的仲裁委员会和法院都很腐败，谁给仲裁委员和法官的钱多，谁就能在官司中胜诉。企业有很多钱，下岗失业者没有钱，更没有钱请客送礼，所以劳动者很难打赢官司。他们说，如今的社会，穷人没有地方去说理。
 
 与对企业裁员反应的“<<三叁>>部曲”类似，下岗失业者对政府的期望也经历了“<<三叁>>部曲”，先是期望和要求，再是请求和幻想，最后是无奈和失望。在下岗失业的初期，劳动者们除对抗厂方之外，还到政府上访、请愿、静坐，要求政府制止企业的裁员行为，或者要求政府命令企业发给下岗者更多的生活费。然而，政府的做法往往是，宣布安排下岗失业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是否发给生活补贴也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政府不予干预，应该由企业解决。然后，通知企业，将去政府上访、请愿者接回。
 
 鉴于请愿、静坐等无效，劳动者又请求政府发给补贴，发给生活费，解决各种生活困难，或者负责安排工作。但是，除正式进入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者和符合民政部门严重困难的救济标准者以外，政府并没有解决其他补贴问题，政府劳动部门也未能为每一个（多数）下岗失业者分配或介绍工作。
 
 到现在为止，下岗失业者已经认为政府无能，找政府起不了作用，政府不可能帮助自己解决问题。因此，对政府也不抱什麽希望。不少被调查者认为，如今的政府不关心民众，政府官员太腐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能为下岗失业者谋利益；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不能听取下岗失业者的意见，对下岗失业者的困难不闻不问。他们说，“向上反映意见也没用，这都是政府的政策，没有人敢反对。”“当官的没有人来下岗失业者家中慰问，听取我们的意见，像过去那样问寒问暖。”
 
 对於配偶和亲戚朋友，一些下岗失业者也感到不能依靠。就配偶来说，根据社会上流传的下岗失业后夫妻离婚的事情，一些人下岗失业者推测，自己的配偶难免不变心，抛弃自己。这样的事不一定发生，但也不一定不发生。“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来各自飞”。这种事万一发生了怎麽办？自己去依靠谁？另一方面，即使夫妻感情好，但难免对方也下岗失业，这个时候怎麽能依靠他？在亲戚朋友方面，如上所述，所给予的帮助更难有长期保证。与配偶和朋友相比，父母是最坚实的依靠对象。但是，他们年龄已经很高了，难免有一天过世。到那时候，还能依靠吗？
 
 下岗失业者对於所有可供依靠的对象几乎都失去了信心，不抱什麽希望。这也影响到这次调查。对於本次调查，几乎每一个愿意接受和不愿意接受调查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认为“没用”，“解决不了问题”，“说什麽都白说”。一位失业者问：“这调查有用吗？能解决问题吗？我看用处不大，上级的政策不会改的。”所以，不少人拒绝接受调查（拒绝调查的另一原因是担心惹麻烦，“解决不了问题还招灾惹祸”）。
 
 也有一些人尽管认为调查“起不到多大作用”，还是热情地接待调查者。他们说，自己在家里待了两年，今天终於有人来看望和过问自己了，终於有机会说说心里话，道道委屈了。不少接受调查的人在交谈过程中流了眼泪。一位失业者的母亲甚至说，“今天可见到青天了！”
 
 下岗失业者孤立无援。他们希望有所依靠，但是目前找不到依靠；希望得到社会援助，但是目前没有人为他们提供援助。
 他们说，现在到了《国际歌》所说的时候了：“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能依靠自己找出路。有本事的有出路，没有本事的在家里等死，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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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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