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国策下女工产假权益亟待维护 工会女工委员会何故“神隐”?

2022年11月25日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这句在上海封控期间广为流传的话,道出了当代中国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在面对工作和家庭双重压力下的无奈选择。疫情之下,国家与社会在年轻女性身上投入了大量的“期待”——她们既要“为国生三胎”,缓解人口危机;又要为夫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同时还要独自应对生活、就业、工作等种种困难。现实中,面对生育与生存的叠加压力,职场女性在国家“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下,不但随时遭遇着来自企业雇主的产假剥削,更在维权过程中陷入“不知道找谁”的困境。

中国劳工通讯先后与多个地方工会就女工产假期间的维权问题进行交流,然而得到的答案除了女工委员会“神隐”之外,就是“例行的”推诿卸责。这显示各级工会虽然把代表女工权利的话语挂在嘴上,但在遇到具体违法侵权案件,尤其是地方政府政策层面对女工权益的剥夺时,工会显然并未准备好进入角色。

实际上,在《中国工会章程》第十四条中已经规定:“各级工会建立女职工委员会,表达和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而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网站写明的女职工部职责则包括:负责参与有关女职工合法权益特别是特殊权益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草案的研究和拟定;指导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作;参与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重大事件的调查处理等。

可以说在制度上,当女性职工受到权益损害,工会女工委员会应主动出面“表达和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的地方工会的女职工委员会,但现实中,女工委员会却往往隐秘难寻。

A woman with a protective face shield works in an office

图片来源: Pravinrus / Shutterstock.com

中国劳工通讯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了解到,各地女职工在产假期间遭用人单位克扣工资、甚至被要求返岗上班等产假剥削问题时有发生。我们就留言板中五位女职工反映的情况,联系当地工会,告知有关情况。一来,我们希望这几位产假权益遭到非法侵害的女职工能够得到已有工会组织的制度保护,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活生生的个案的跟进,帮助求助人所在地工会女工委员会进入应有的制度角色。

工会无法转接到的“女工部”

珠海市睿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一名女职工在领导留言板给珠海市香洲区委书记留言反映,她于2021年3月至2022年6月在这家公司从事行政文员工作,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产假期间工资被拖欠,共计21600多元,社保也从6月开始停缴。她“多次咨询发工资时间都是一拖再拖,遥遥无期。”

我们把电话打到公司所在地香洲区总工会办公室,询问女职工委员会的联系电话,希望直接向女职工委员会转介这一案件,同时讨论有关女工产假权益维护机制建设的问题。工会办公室小李答复说:

“我们女职工部的电话是不公开的。”

“维权的事找维权专员,其他的问题您先和我们的办公室联系。”

“这个女工部的情况我需要去核实一下,之后再回复您。”

作为工会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小李如果曾被领导告知,不可以告诉媒体记者工会各部门的电话号码,她当然不敢违背指令。如此,本应专责处理女职工权益保护的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便在女工权益受到损害时“神隐”于叠床架屋的官僚系统之内。本可以借助工会力量在已有的工会维权机制下维护产假权益的女职工,便只能四处通过网上留言的方式,希望获得“上面”的关注。这种遇事找高层大领导的“信访式维权”,即使个案当事人运气好,受到了某位领导的关注并解决了问题,但从推进和改善制度建设来说,几乎毫无意义。

如果地方工会女工委员会能从接手这些个案开始,向当事人提供协助的同时,通过一个个案件,了解更多包括产假权益在内的女职工权益现状,便能据此明确并不断更进本地工会女工委员会保障企业内女职工权益的工作内容和重点。

工会:“我们这里只有两个人”

河南郑州一位怀孕待产女职工给郑州市委书记安伟留言反映,她所在公司注册地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公司只给3个月产假。她说,在百度查询到郑州对于晚育的规定是国家法定的98天+3个月,但是“一直找不到明确的政府文件”。这位待产女职工在帖子里说“本人所在公司不承认有相关规定,希望领导可以给一个明确的文件,以便于和我司领导沟通相关假期发放原则。”

我们打电话到郑州市郑东新区总工会,希望工会能循着人民网“领导留言板”顺藤摸瓜,找到这位待产女职工。一是,向她提供郑州市政府有关产假的“明确的文件”;二是,如有需要工会可以代表这名女工跟企业进行协商交涉。

电话里,郑东新区工会干事小侯,将我们误认为“领导”,在与我们的对话中不经意间透露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领导您可能是不太了解我们基层运转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的能力没法也没有处理过这种事件……我们郑东新区工会整个只有两个人”

“您本人和另外一个主席还是……”

“一个副主任科员。”

“不是自2015年工会改革这个工会资源下沉吗?怎么郑东新区这个新区的发展更需要资源吗,怎么才两个人?”

“我们正在推进这个工作,但因为现在这个人事……所以我们要一级一级解决,加上现在我们基层的人员就是这个情况,我们也只能把这个事情跟我们的上级市工会汇报。”

官方文件显示,2018年,郑东新区自贸区郑东区块全年注册企业1.8万家。新区管委会已经为“十四-五”设定了新的目标,到 2025 年,郑东新区进驻世界500强总部突破100家,国内500强突破101家。

面对官方如此巨大的发展野心,这仅有两人的工会,已然与《工会法》和《工会章程》所规定的工会组织制度相冲突。面对郑东新区“顶天立地”、“铺天盖地”的产业发展规划,郑东新区的两人工会,无疑使得基层工会形同虚设,有关日常的运转恐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广泛吸引企业工人加入工会和帮助工人维护权益了。就职人员和资源如此匮乏的基层工会,热心的工会干事小侯,或许也很想跟我们一道,帮助在地女职工维护产假权益,却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将情况反映给上级了事。然后,她的上级呢?无非是再反映给更上级,如此一级一级,直到在某一级消失。

“你们是什么部门的?”

“你好,我们是中国劳工通讯”

“劳工通讯?这个劳工通讯是个什么机构?是全总下属的吗?”

“咱们是群团组织?公益组织?还是社会团体?”

我们跟安徽省亳州市总工会组宣部工作人员谈话,是这样开场的。

谈话进行了十几分钟,感觉像是往肺里灌了一桶水,喘不过气来。

对某些工会干部而言,厘清来电者“身份”和“部门”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工作,而来电所涉及的职工权益问题则并不重要。也许,只有理清了来电者的身份,才能应对自如。亦即是说,来电者是“领导”、是工人、是媒体或“社会组织,各有一种应对的语气和方法。

安徽省亳州市一名女教师给安徽省委书记郑栅洁留言反映:

“今年亳州三县一区教师遴选实行积分加面试,其中两项,一是担任班主任,二是超课时量,如果在此期间休产假,就会导致积分少,所以为了能拿到积分,会不会导致现在教师不敢要小孩,目前国家都在出台政策鼓励大家生三胎。积分制一实行,谁还敢去生?请各级领导重视这项问题。应该响应国家号召,照顾二胎三胎的家庭。”亳州市教育局在回复中说这一做法是为了落实省政府的要求,言下之意没有调整余地。不过回复也表示,下一步,亳州市在制定城区学校积分制遴选政策时,将充分听取广大教师的意见。亳州教育局还在回复中留下了联系电话号码。

亳州市工会组宣部工作人员接听电话时,先是说”了解政策你得找权益保障部呀”。当听明白我们说是涉及产假政策有可能导致女教师不敢怀孕生育,他便引用信访制度的“属地管理”原则,让我们找县、区工会反映情况。当得知我们的信息来源是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亳州市总工会组宣部这名工作人员质疑道:“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怎么会到我们工会呢?”,并随即建议我们找“主管部门教育局咨询相关政策”。当我们说明来电的目的并非咨询政策,而是想请亳州市总工会出面代表教师,就这一限制女教师产假权益的政策与教育局提出协商,这位组宣部工作人员坚持“与其找我们工会不如直接让她去找教育局”。我们反复强调,从工会履责来说,工会是不是可以代表教师出面向教育局提出协商,要求修改这一政策,这位工作人员终于说“可以的,这是可以的”。

A woman worker loads spools at a textile factory

图片来源: 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不过他转而建议我们,把来自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并已经得到亳州市教育局官方回复的这一问题,再通过亳州市总工会的信访程序进行反映。他表示,如果人民网领导留言板认为此事与工会有关,就会把这一留言转给我们工会。言下之意,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没有转就意味着与此事工会无关。此后的谈话,这名工作人员一直强调不能证明我们所声称的身份,所以工会不能仅凭我们的来电反映便去找教育局。我们提议,亳州教育局在人民网官方回复中留下了联系电话,工会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了解情况。回答是必须按程序办事,让我们到职工服务中心填表走工会信访程序。我们提出可否与组宣部邓海波部长谈一下,则被告知邓部长下乡扶贫去了。

十多分钟的谈话,亳州市总工会组宣部这名工作人员凭借极为娴熟的太极手法,将我们的来电求助成功推至工会信访程序的迷宫里。我们凭借多年练就的跟工会干部的对答经验,谈话才持续了十分钟并且一无所获。试想,如果一名对工会职责不甚了解的工人打来电话求助,谈话能否撑过一分钟呢?

反思与建议

对女性权益的压迫,近年来频繁发生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尽管在Metoo运动、“铁链女”、“唐山打人”等事件的催化下,女性“身体侵犯”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关注,但女性在职场因家庭、婚育等因素被用人单位“劳动剥削”的问题,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相较于社会力量每每发现女性身体权益受到损害时便积极发声的姿态,各级工会面对女性职工产假剥削、劳动剥削等问题时的默不作声、无所作为,甚至神隐、推诿卸责,才是女性职工被劳动剥削的制度性原因。

一方面,中国政府为应对人口危机决定开放三胎、鼓励生育,并制定了诸如延长产假等配套政策。一方面,面对用人单位对女职工生育权益的剥削和剥夺,各级工会虽然把工会代表女工权利挂在嘴上,但在遇到具体违法侵权案件,尤其是地方政府政策层面对女工权益的剥夺时,工会并未准备好有所作为。显然,中国政府鼓励生育的政策落地,,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各级工会必须把多年来挂在嘴上的代表女职工权益,落实在每个企业的每一名女工的产假权益保障上。

基于以上观察和反思,我们更建议:

1.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块在后台开一条转送管道,把与工人权益(包括女工产假权益)相关的留言,直接转送到所在地总工会。

2.各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工作人员,定期到人民网领导留言板这类官方媒体维权板块看一看,将本省涉及工人权益的留言,首先转送到所在地总工会,由工会代表当事工人与相关企业或所在地政府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把工人权益案件转给工会,也有助于逐步打破人们内心深处“拦轿喊冤”、“寻找青天“、“级别越高越能解决问题”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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