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会中找到家:一位班加罗尔服装工人领袖

2021年04月21日

Tayamma是班加罗尔卡纳塔克邦(Karnataka)服装工人工会(KOOGU)的联合秘书。她向中国劳工通讯讲述了印度制衣工人的斗争,以及她从受虐者到工人领袖的个人经历。

2012年,当Tayamma第一次来到班加罗尔的Shahi 8号工厂工作时,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胆小且容易受骗。她的成长历程非常艰难,第一语言是泰卢固语(Telugu),而不是这个城市里常用的卡纳达语,她发现很难适应。

她说: “我以前很怕别人骂我或者对我发火,我会大哭。”

Tayamma和我们讲了她在班加罗尔郊区租房的时候,有人骗她去投资。那是一个专门针对低收入工人的虚假投资计划,号称只要几年就能获得15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3万元)的收益。

“最终,我的同事起了疑心,让我多了解一些关于这个基金的信息。我去问他,我付的钱到底去了哪,他变得焦躁不安,开始辱骂我。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工厂里的一个工会组织者,她让我去找工会,说工会会支持我,和基金代理商谈,把钱要回来。他们确实帮了我,那个人退了一些钱,虽然不是全额。”

自从Tayamma成为工会的一员并开始参加会议后,她逐渐了解到所有制衣工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并且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变得更加自信。很快,Tayamma就开始参与组织工人的工作,并在2018年帮助成立了一个9人的工会委员会。就在那时,她和她的工会姐妹们引起了强大的Shahi 8号工厂管理层的注意。Shahi是印度最大的服装制造商之一,在全国拥有60个生产单位。

“我们动员了工厂里的工人,要求在工厂成立由工人自己组建工会委员会的权利。我们希望管理层承认我们的委员会。但是经理把我们叫进去,让我们停止组织活动。我们说这是我们的权利,他们非常生气,开始辱骂我们,还对我们动粗。我头部受了重伤晕倒,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在做 CT 扫描时发现了血块。“我现在头上还有缝针的疤。在治疗期间,有六个同事给我献了血。我的工会同胞们在医院白天晚上地照顾我。我不能自己动,全靠他们照料,一直到我康复。”

“我觉得很幸福,他们非常爱我,我们现在就像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一样。因为受伤,我有时会在工作时晕倒,但是我的同事会照顾我。管理方才不会关心,但是同事就像家人一样帮助我。工会就是我的力量,因为我的工会,我才能活到今天。”

Tayamma解释说,资方之所以采取暴力镇压,是因为他们担心工会会提高工人的权利意识,从而降低工人的服从程度。他们以为以肢体暴力对待工会代表能恐吓其他工人,使大家屈服。

然而,工人们非但没有屈服,反而激发了工人的自主性。KOOGU向当地警方投诉了殴打事件,并对从Shahi购买服装的国际品牌施加压力。在美国工人权利联盟(Worker Rights Consortium)进行调查后,对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的管理人员被解雇。

“我觉得任何工人都不应该经历我不得不忍受的那些虐待。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继续为工会工作。如果任何人遇到问题,我都会支持他们,并设法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我作为工会代表的职责。”

服装工人登记加入工会。图片来源:KOOGU。

Tayamma强调,服装工人不能依赖政府的帮助,工会几乎是低薪工人唯一可用的资源。

 “政府支持的是大企业,而不是工人。他们只关心企业和工厂,他们希望企业和工厂壮大繁荣,但这会改善工作条件吗?政府帮助老板和工厂从工人身上榨取劳动力。如果政府是为工人服务的,为什么工资水平没有提高呢?”

在Shahi工作了8年之后,任职产品质检员的Tayamma月收入仅为9500卢比(约合800元) ,堪堪达到她所说的维持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所需的一半。

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情况变得更糟。

“在大流行期间,政府做了什么?” Tayamma问道,“政府没有为劳动人民提供任何设施,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没有工资,付不起租金,人们受苦受难,没有食物。只有比较富裕的人才得到了支持。而移民工人没有配给卡,他们怎么得到政府发放的口粮呢?政府宣布了一些计划,但工人们不得不每天排8小时的队,连续排5天,就为了领取一小袋大米和扁豆。”

对于Tayamma来说,成为一名工会代表意味着一种持续的奋斗。但工会已经成功将资方拉回谈判桌,并且赢得了一些工作条件的改善。

“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工人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和安全饮用水。他们过去给我们提供的饮用水非常不卫生,许多工人喝了出现皮肤病和其他健康问题。我们在集体谈判会议上提出了要求工厂改善饮用水,管理方同意了。”

“他们现在每两个月检查一次水质,而且因为工会的缘故,在食堂引进了热水还增加了座位。我们还谈到,请病假的工人不应该承担生产目标。”      

去年大规模疫情封锁后,制衣厂重新开工,包括Shahi在内的许多工厂以公共卫生为由,取消了周围村庄的班车服务。这意味着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工人要么每天徒步大约100公里去上班,要么就得辞职。工人们组织了一次罢工,要求工厂恢复班车服务。

“只有在罢工之后,管理方才愿意听取我们的声音。工厂重新开通了班车服务,但费用增加了。这些村庄位于野生动物密集的林区。女工们晚上很难走这条路回家,所以工会现在正在为她们支付车费,以确保她们都能到达主要的公共汽车站,在那里集合乘坐巴士上下班。”

对于现年35岁的Tayamma来说,这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成长。她的父母在她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她被送到班加罗尔附近的一家孤儿院长大。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的哥哥和嫂子强迫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得多的男人。由于受到丈夫的虐待,她离开了丈夫的家,但随后被她的兄嫂扣留,以索取她的家产,Tayamma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几个月才设法逃脱。她在班加罗尔郊外Tavarekere附近的一个印度教寺庙受到了庇护,她在那里工作了三年,为寺庙做饭打扫卫生,以换取住所和食物。后来Tayamma到了服装厂工作,她仍然每周抽出时间到寺庙做一次义工,以表达对收留和帮助她的祭司的感激之情。

她现在和家里的任何成员都没有联系。Tayamma说,工会和同事就是她的家人。

要了解更多关于卡纳塔克邦服装工人工会的信息,请参阅我们在去年疫情高峰时期撰写的工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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