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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命的“10元医疗费”拷问“4万亿投资”的投向
盛大林
广东省汕头市一个9岁的男孩因发烧不适，找父母要10元钱去看病抓药，然而拿不出钱的父母相互推诿，为了谁去借钱发生激烈争吵。次日早上，这个孩子没有去上课，他在房间里用自己的红领巾在床梁上打了一个结，然后把下巴伸了进去……直到11月30日下午，这个自缢后昏迷了6天的孩子仍然没有苏醒……（据12月1日《广州日报》）
看了这个消息，人们自然都会联想起几天前媒体报导的另一件事儿：北京市顺义县19岁的农民李大伟身患严重的再生性贫血却无钱医治。为了能到监狱里免费治疗而保住性命，他故意再次抢劫。当听到自己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时，李大伟长舒了一口气。（据11月26日《新京报》）
一个青年为了治病而不惜牺牲人身自由，一个少年因为无钱治疗甚至连命都不要了。无论是前者的荒诞，还是后者的极端，这些方式都让人唏嘘不已。
不就是10块钱嘛！在很多人的眼里，这实在不算什么，但它却实实在在地难倒了一家人，甚至把一个9岁的孩子逼上了绝路——假如，这个少年手中也有“医保卡”或者加入了“新农合”，这样的悲剧不就不会发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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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生计程车司机聚集事件
11月23日，广州发生了一起因有自称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人涉嫌殴打计程车司机而引发的计程车群体聚集事件。来自於警方通报的消息称，事件发生于当天23时许，计程车司机张某因与另一车辆争先驶出白云国际会议中心收费亭时发生纠纷，双方发生漫駡及推打，张某被打伤，计程车一侧玻璃被打破。事发后，共有100多名计程车司机到现场聚集，要求对方赔礼道歉。部分司机情绪激动拦截过往车辆导致短时交通阻塞。
警方公布三名涉嫌打人人员的身份资料并将宣布将三人拘留，司机仍未散去，事件一直延续至第二天上午11时许，司机们又增加了改善出租运营环境的诉求。广州市交委及警方负责人到场劝说无效，计程车司机沿白云大道走至广园中路，途中一部营运中的计程车后玻璃被司机们打破。人群造成广园中路景泰路口交通堵塞，后人群穿过广园西路来到下塘西路雕塑公园门口继续聚集。警力开始有计划地将人群分隔成几个小圈，并调来几辆大巴，12时45分左右，警方将近百名司机半劝半强制性地送上车，送到广州市交委。下午4点，在交委现场领导做出惩处肇事者并核实通报他们身份的承诺后，司机们陆续离开交委大楼回家，只留下少数人作为代表，继续就有关诉求与政府有关负责人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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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重庆的士罢工以来，虽然重庆祭出了“一小撮”的传统血滴子，可是自此之后，几乎天天有城市效仿重庆的士罢工。的士司机仿佛一夜间成为最成熟的维权人士。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的士司机几乎被盘剥得没有东西可以失去，罢工成本很低。他们不缺勇气。
2、的士罢运能引发社会极大不便，不易忽视，臭豆腐店罢工一个月估计也没什么人知道。罢工潮同时在长途运输业兴起，可能也是这个原因。他们能制造关注。
3、的士由於佩备通话工具，在资讯沟通上方便顺畅。他们可严密组织。
4、的士司机许多都是老乡，能同进退。并且同一公司的司机多少熟悉，破坏罢工的人会受到同伴的孤立及后继惩罚。他们拥有纠察能力。
好了，看完把文章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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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2008件11月22日 牛博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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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社论
温州五马街是当地最繁华的商圈，11月12日晚，一场执法者与流动摊贩间的冲突在这里上演。摊贩聚众掀翻执法车，阻挡机动车道。当日上午，三名自称流动摊贩代表的男子曾找执法局谈判，希望能继续在五马商圈摆摊，摊贩可以成立公司自律，遭到拒绝的当晚冲突发生。执法局则表示，部分摊贩是蓄意聚众闹事。(11月14日《青年时报》)
一起原本不会发生的暴力事件，在执法者的意料之中上演了。正如报导所说，执法局领导当时就意识到摊贩要有动作了，当晚让巡逻队增派人手，派了40多人到现场维持秩序，并且不允许队员单独行动，但是当晚，还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可以设想，假如流动摊贩代表到执法局要求“谈判”时，执法局能心平气和地与他们磋商，合理合法地考虑摊贩的要求，这起暴力事件或许就不会发生。然而，当愿意“谈判”、要求“自律”的摊贩代表，遭到了执法局的拒绝，执法局与摊贩之间的矛盾缓冲地带彻底消失，随之暴力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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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1月12日从广东省教育厅获悉，今年广东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90.24％，比去年同期增加1.64个百分点。（《中国教育报》11月14日）
看到这则在《中国教育报》报眼位置刊载的新闻，我不能不敏感。尤其是在大部分媒体报导由於受金融风暴影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拟态环境”下，我忍不住对此生疑。同样在14日，《南方都市报》刊载了一篇名为《海归抢大学生饭碗，广东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文章。面对这两家主流媒体的报导，其权威性、真实性自然不容置疑，可我还是难以做出选择，到底该听谁的？
我随即联系我在广东上学快毕业找工作的同学，他告诉我找工作很不容易，简历投了不少，但基本杳无音讯。有几个同学则选择了考研，说是要躲躲目前的金融风暴。由此我想，相关部门公布的“初次就业率达到90.24％”这个资料是不是让水给泡了泡，才膨胀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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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重庆计程车全城罢驶及迅速恢复营运，是重大而又波澜不惊的事件。
这个事件的重大性在於，一个直辖市，一个与市民生活密相关的行业，全面停止了工作。而结果却是波澜不惊的，仅仅2天时间，全市计程车营运恢复正常。
计程车行业所反应的问题，暂时地得到了解决。增高“份儿钱”的做法被及时制止，打击黑车的行动力度加大，对计程车司机的一些罚款项目被取消，市政府及时向市民道歉并责成市交委检查。这是计程车司机迅速复工的重要原因。
事情原本可能导向另一种结局。11月3日，新华社的报导一度陷入人们早已熟知的套路。报导说，“少数人操纵了这次计程车全城罢工事件。许多计程车今天早晨开始营运后，遭到少数人砸车，一些乘客被强制带离计程车。……担心被砸车的计程车司机是很多的”。
一场计程车全城罢工事件，被描述为“少数人操纵”的行为，而且有车被砸，很多的司机担心被砸而未能出车。这样的定性，接下来自然就是“严厉打击”，“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调查操纵计程车罢工的人员”，就是打击的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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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报》专栏文章）
矿难瞒报死亡人数不是什么新闻了，因瞒报矿主动用巨资也不是什么新闻了。近日有媒体报导河北蔚县某煤矿发生矿难死35人，矿主花2000万元摆平，其中相当一部分用於摆平家属，重庆某死者家属获得41万元赔偿，而配合瞒报。（《新京报》报导）
或许有人会因此对死者家属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但撇开苍白的道德评价，我以为死者家属如此作为在当下不应受到苛责，这是一个经济理性人的正常选择。罔顾矿工生命安全的矿主固然可恶，自己亲人魂断矿井固然伤悲，但悲剧一旦发生，对这些弱势的死者家属而言，尽量获得更多的赔偿是最现实的，理论上生命无价，但实际上生命是有价格的，其主要体现赔偿、抚恤的价码。当然，人们可以说家属这种选择是短视的，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纵容了瞒报，不利於整个煤矿业的安全生产。
这样的说法学理上没问题，可对可怜的家属而言，谁能占在道义制高点要求他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普遍正义？揭露矿主的瞒报行为，警示其他矿主是在维护采矿业安全生产环境的普遍正义，但死者家属就只能拿到政府规定的最低赔偿额20万，将舍弃矿主多支付的21万。除非政府有某种奖励机制，对举报矿难属实的人给予巨额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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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一飞
罢工是市场经济下的正常现象，不一定有政治目的。就重庆计程车罢工事件的解决来说，计程车企业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实际上是工人与企业的矛盾，是劳动者维护自己劳动权益的问题，通过罢工施压，促使集体合同缔结与变更，从而达到劳动关系的和谐。
11月3日5时30分左右，重庆市主城区部分计程车驾驶员罢工，导致重庆市主城区群众乘坐计程车出行困难。我们注意对到，对这一事件的报导，媒体用的是“罢运”一词。那么，工人是否有罢工权、罢工权如何规范的问题又摆在我们的面前。
罢工权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中第8条第4项规定劳动者“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个国家的法律行使这项权利”，要求缔约国尊重劳动者的罢工权。我国人大常委会於2001年2月28日批准通过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公约的规定构成了成员国的一项法律义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国家在宪法、劳动法中承认并保护劳动者的罢工权。在我国批准这一公约同时发表的声明中，并没有对这一内容作出特别的说明。这表明，这一国际法的规定在我国具有了国内法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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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罢工运动今昔
冉云飞
今天是美国大选，亦即此次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的日子，我们却连公开罢工而不受威胁的权利都尚未获得。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别就是独裁极权和民主自由之制度，而由制度衍生出许多方面的不同，简言之：前者多带来灾难，后者多带来幸福。有朋友让我谈谈美国大选，但在重庆计程车司机的罢工面前，我还是愿意谈罢工，因为从利益相近与否的角度上看，至少中国的诸种维权运动，更与我以及我们更多人的切身利益相关。人总是先照顾与自己利益十分相关的事件，然后再扩散开来，而不是相反。当然从长期利益上看，学习美国选举在诸方面的运营，学习民主自由制度的运营过程，与我们利益的关系也十分重大。要看美国选举分析，今天《南方都市报》推出了林达、徐贲、沈睿三位学者的文章，我不可能说得比他们更好，因此大家可以找电子版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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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少数不法分子？
冉云飞
在中国各地此起彼伏的维权活动中，一些理性的组织者、一些让官方感觉到难缠的人，一些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不惮起而行之的人，往往会被官方开动自己主办的传媒机器，单方面说成是“少数不法分子”，从而起到对维权活动一锤定音的定性效果。这种雷霆万钧的、借力发力的定性方式用了几十年，就像吃药过多了，人体会有抗药性一样，民众听了几十年你这样的宣传套路，再蠢的人，都知道你这里装的什么鬼？卖的什么药？靠弹压所谓“少数不法分子”而采取的行动，其实只能自欺欺人而已，捏著鼻子哄嘴巴，掩耳盗铃。我们单拿今年所发生的几件事来分析，是否有什么“少数不法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