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尘肺病患者的渴望

编者按:这是一篇以尘肺病农民工为第一人称的自述。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报告职业病27420例,其中尘肺病24206例,尘肺病报告病例数占2012年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88.28%,大部分分布在煤炭行业。到2011年年底,全国累计报告尘肺病已经突破70万例,占职业病的九成。

刘树红,只是等待帮助,或等待离去的70万分之一。70万个已报告病例,背后是70万个故事,每个故事有个性,也有共性。而这,只是已经被报告的部分,事实上,煤矿尘肺病死亡数已经超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数。

这些年,国家政策、法律保护、社会救助和医疗救治的已在全面提速,希望能最终赶上他们离开的速度。

近日,经过一番颠簸,记者终于在路人的指点下,来到了山西省左权县马田镇云头底村的一个小卖部门前。一进门,左边就是一张单人床,床上放着制氧机,一个看上去60多岁、穿着旧迷彩服剃着光头的黑廋的人,正在吸着氧气,不停的咳嗽着。不用介绍,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有着尘肺病症状但尚未鉴定认可的患者刘树红。

整整一天的时间,记者听刘树红断断续续的讲述着自己的事——背后是一个尘肺病患者的苦难和抗争。

挣的都是 “ 玩命钱 ”

我叫刘树红,还不到48岁,可是看见我的人都以为我六七十岁了。自从去年6月发病以来,我的体重跌了近40斤,人老了十多岁。

现在每天吸氧10多个小时,还得吃大把的西药、喝几大碗中药,就是废人一个。什么活也干不了,走不了几米就上不来气,出气成了大难题。

20年前,我还不到30岁,正值年轻力壮,因为两个孩子还小,父亲生病,家里又有饥荒,与同村人相跟,到左权县昌鑫矿山有限责任公司打工。前两年,干的是放炮后的出渣工(把放炮炸出来的矿石装车),接触粉尘,但粉尘不大。两年后,包工头让我跟人学钻眼放炮,这一干就是13年。那时,矿上用的是干钻,在深深的矿井中打炮眼、炸矿石。一个平洞通常是几千米长。一年四季我们都在封闭的洞里干活,装备就是一个安全帽和一个口罩。一干起活来,钻机轰轰直响,矿洞里全是白白的粉尘,能冒一米多高,除了眼睛和嘴巴外,脸上的那灰尘足有一寸厚,一起干活的三个人两米之内谁也看不清谁。每天停工后我们的鼻孔、耳朵里全都是灰尘,吐出的唾沫都像泥浆一样。

在矿上这15年,我把俩孩子供到高中毕业,给家里盖了两次平房共13间。

第一次听说尘肺病是从一个年轻的工友那里。那是2000年的一天,说后不久工友就不干了。我也想过离开,可是总以为再干个几年,家里的条件能更好点。谁知道挣得是玩命的钱,要是从那时候就不干了,兴许还不得这个病呢。

我2009年春天离开矿上,是因为一场事故。在洞里干活时,洞顶掉下一块大石头砸在我背上和大腿上。当时,我就不能动弹了。矿上诊所检查后认为骨头没断,输了几天液体,人扶着能上厕所了,我没要矿上一分钱就回家养着了(包工头说不能让矿上知道,否则会扣他钱的)。也正是因为那段时间不能干重活,我和家人就商量着租了个小卖部,卖点蔬菜和零食。

记者感言:15年间,企业先后经历了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和非公企业的改制。但不论哪种性质的企业,在2006年前,同样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没有必要的防护措施。干活时手脚被石头砸着是经常的事,只要不是骨头断了,只要还能动,他就硬挺着。记者在感触刘树红诚实憨厚的同时,更为他的自我保护意识缺失、法律意识淡漠所痛心。如果能有更多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许多尘肺病悲剧本来不会发生。

呼吸成了 “ 最难的事 ”

回家后,只要干重活就感到有些胸闷气短,还经常感冒。有一回,高烧10多天不退,可是一量体温并不高。但是,我都没当回事,也没想过这和尘肺病有什么关系,每次吃些药就过去了,不能干重活就干些轻活。

去年6月,我突然发现自己不仅干活气短,双脚也出现了水肿,疼得没法走路,我们麻田镇医院诊断说是肺心病。吃了一些药,水肿消了,可是还是气短、浑身无力,连轻活也干不了,咳嗽也加剧了。

9月,我到河北涉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是尘肺病。拿着满是白网的胸片我傻了,也突然明白了几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

我家里人四处打听治疗尘肺病的医院和办法,把涉县人民医院拍的胸片寄到中华慈善秦皇岛尘肺病专科医院。那里专家的话更让我绝望,说我尘肺已经达到三期,肺纤维化很严重了,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出现了肺气肿、肺大炮、心脏萎缩,没法洗肺了,洗肺的过程可能出现危险,只能保守治疗,赶快吸氧减轻病痛。

可是,吸氧后,我还是胸闷气憋。打听到长治市有一个私人诊所治疗尘肺病很有名气,许多当地的病人都在这个地方买药吃。因为我已经离不开吸氧了,家人就给我一次买一个月的中药。吃了几个月中西药,吸了几个月氧气,去年12月,我在县红十字博爱医院的胸片诊断,考虑是矽肺。

今年3月底,我实在出不上气来,憋得浑身出汗,路也没法走,24小时吸氧也不管用,不停的咳嗽,一天吐大半瓶子痰,整晚坐着没法睡觉,不能吃饭,一口馍卡在喉咙上就能憋死我。没办法,家人送我去县康复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现在能吸着氧和你们说话,已经是今年以来最好的情况了。

我想活,我还年轻,如果把病控制住了,或者是能减轻的话,我还能干点轻活。我家两个孩子,姑娘已经出嫁,儿子当兵在外没收入,小卖部一月收入不超500元(原先800人的村庄,年轻人全部外出打工,只剩老人和小孩不足300人),我不到一年就花了3万多元,哪来的钱啊!

记者感言:2004年起,企业对特殊岗位工种开始了安全生产培训,考试合格后发放上岗证,但没有职业病防治的内容,对职工的劳动保护依然没变。指着那摞得半人高的草药和各种各样的西药,刘树红的妻子说,丈夫的呼吸成了全家的头等大事。只要丈夫呼吸顺畅,全家人就能轻松过一天。记者难忘刘树红大大的有些突出的眼睛里笼罩着的一层悲伤,深感他强烈的求生愿望。但他的家庭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有进行尘肺病鉴定,才能得到工伤待遇,才是救命的第一步。尘肺病鉴定费用能否免费或得到一定补贴,值得有关部门思考。

认定要迈 “ 几道坎 ”

从去年9月被诊断出尘肺病后,我知道要到省职业病医院进行尘肺病鉴定,需要矿上出具一些证明,就开始为鉴定尘肺病与矿上协商。

我找矿上是有理由的,我虽然在包工头手下干活,但是,每天干活前,都要到矿上的炸药库领炸药、雷管、导火绳,都要登记姓名和领取数量;我从矿上回家后,再没有过接触粉尘;从2006年开始,企业与我还签订过三次劳动合同,只是我手里没有;2008年《劳动合同法》要实施时,县劳动局还要求矿上给我们59个特殊工种的矿工在左权县人民医院进行了体检,但体检结果始终没给我。

找了几次后,我看矿上一直在推,我自己又不懂法,再加上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就给亲戚李彦书打电话求救,因为他在国有煤矿干劳资工作多年,对尘肺病了解。矿上倒是承认我在矿上干过,但是,证明要我自己找。我亲戚跑了几十遍县人民医院,才拿到了那次体检证明汇总表,59个人中,只有我的胸片异常,初诊为疑似职业病。但矿上并没有把体检结果告诉我。由于尘肺病的潜伏期较长,当时,我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和症状。

拿到体检报告后,矿上态度有所转变。我们多次找矿上交涉,还找了晋中市安监局、县安监局、县总工会、分管安全的副县长。

去年腊月十九,矿上的总经理和工会主席来我家慰问,放下2000元,说年后给我鉴定。我满心欢喜的等到年后上班第一天,让车拉着自己去找矿上,但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实质性的动静。

听人说,等我拿上赔偿款给自己看病,还有好多坎,鉴定尘肺病只是个开始,还有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之后才能和矿上协商赔偿金。如果协商不成,我才能走劳动争议仲裁和法院。可是我在第一道关口就卡住了。矿上不给出上岗证、领炸药时的签名这些证明,我就不能去省职业病医院进行鉴定,拿不上专业的职业病诊断报告,还谈啥看病。

其实,我不想要矿上的钱,我只想让矿上给我看病,我想活着看到儿子退伍,结婚生子。如果我现在就六七十岁了,我也就不治病了,我还不到该死的年龄。

记者感言:尘肺病是不可逆的,但可以通过医疗手段延长患者的生命、改善其生活质量。如果稍有维权意识,刘树红也可以保留一些关键证据。他曾有过上岗证,但是离开时,是企业收回了还是自己弄丢了,他压根记不清了。记者看到2008年夏天,在矿洞前刘树红与工友们的一张合影,当年的他意气奋发,年轻力壮的,与6年后,吸着氧气、张着嘴、大口呼吸的刘树红形成明显的对照。病情的急迫需要治疗与企业的无数次推诿拖延、生命的极度有限与等待的遥遥无期,就这样矛盾地存在着。对于许多尘肺病患者而言,应当注意保留证据,这是之前许多案例留下的教训。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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