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工通訊評論

今年五月，經24個成員國政府的一致同意，歐盟第一次正式邀請“中國勞工通訊”作為非政府組織成員，和總部設在美國、在布魯舍爾設有辦事處的“中國人權”一起，參加在德國柏林舉行的“中歐人權對話”的專家研討會。5月10日，在中歐各國學者專家和政府代表出席的開幕儀式上，中國政府的代表在抗議上述兩個組織的出席無效之後，命令所有出席會議的中國學者退出會場。這樣，“中-歐人權對話”的專家研討會被取消。

在中國和歐盟之間的人權對話每年舉行兩次，一次是在歐盟的某一成員國，另一次是在北京。今年的對話主題是勞工的權利和司法公正。“中國勞工通訊”派出的代表是長期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學者，中國勞工通訊的教育和理論部主任蔡崇國。在會議召開的十多天前，歐盟向中國政府正式通報了它對“中國勞工通訊”的邀請，並至少兩次發出了有“中國勞工通訊”的代表發言的會議日程。為了最後保證會議的進行，歐盟駐北京的代表和中國外交部為此進行了特別交涉，中國有關當局在對此表達了不滿後，仍無條件地派出了代表團。然而，在5月10日會議開始以後，中國政府的代表以“它們是反政府組織”為藉口，以最後通牒的方式要求“中國勞工通訊”和“中國人權”的代表退出。歐盟代表、來自德國外交部的會議主持人婉轉而堅決地拒絕了中國官方代表這一要求。

眾所週知，上百年來，在國際社會，甚至在今天中國的憲法和官方眾多的媒體中，批評和反對政府的政策，都被認為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將批評政府，甚至將不可能證實的“推翻政府”之類的心理動機確定為“敵對行為”，早已是被國際社會公認的、不能接受的專橫。“中國勞工通訊”沒有義務向任何政治勢力作自己的“思想動機彙報”，它的歷史和存在的現實效果是清晰的。“中國勞工通訊”自1994年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註冊成立以來，與中國大陸的勞工、基層工會幹部和法律工作者，與世界各國的工會和國際勞工組織一起，致力保護中國勞工的基本權利。同時，對中國和國際勞工運動史及中國社會變化的現實進行深入的研究，進年來，“中國勞工通訊”發佈的關於中國的童工現象、農民工的工作條件、煤礦事故及當代中國工人運動的研究報告，在國內外廣泛傳播。為了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在社會的日常生活裏，在具體的勞資衝突中保護勞工的利益，“中國勞工通訊”和無數的中國工人、農民、教師及數十個非政府組織和律師事務所有長期和密切的合作，這些合作的過程和結果，在“中國勞工通訊”的中英文網站和電子報；在自由亞洲電臺、英國的BBC電臺、法國和德國的國際廣播電臺、美國之音以及國際和國內的互聯網上，都有公開的、每週，有時是每天都有的持續報道。

這裏，我們應該面對中國更為廣闊的現實，來理解“中國勞工通訊”參加人權對話，特別關於是中國的勞工權利的對話的重要性。同過去比較，現屆中國政府的確表現出了對中國勞工日益惡化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的關注，表現出其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的焦慮。中國政府為此提出了“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建立和諧社會”執政目標，並先後發佈了各種保護勞工基本權益的法規和政策。但是，我們看到，中國勞工惡劣的生存環境並沒有得到改善，大量的“群體事件”和工人的罷工、請願等集體行動表明，社會的危機在加深。正如國內學者指出的，在新的社會集團的利益衝突，特別是勞資衝突已形成並日趨尖銳的同時，政府的那些包括勞動監督在內的職能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正在或者已經變成首先考慮自己的生存和待遇的狹隘利益集團，它們腐化並和資方形成了一個聯繫緊密的利益共同體。面對資本的這種強勢，中國的勞工沒有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沒有以勞工獨立的組織為基礎的、真正的勞資集體談判的制度；沒有勞工與政府之間的平等機制。面對單獨的、分散的勞工，在地方和在企業內部，政府和資方幾乎沒有任何壓力迫使其尊重和執行保護勞工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在這種社會力量對比極不平衡的條件下，僅靠紙上的法律條文，僅靠幾位中央政府領導人提出的口號，僅靠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是無法化解勞資矛盾、平息群體事件的，維護社會穩定就只能依靠粗暴、有時甚至是流血的鎮壓。今年五月的中歐關於勞工權利的對話及歐盟對“中國勞工通訊”的邀請，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政府代表對此表示的拒絕，正顯示其遠離中國和國際社會的現實，顯示了中國政府對一切獨立的社會團體的恐懼，表現出它缺少基本的自信，表現出它仍然指望已腐化、主要是站在資方的利益一邊的地方行政力量解決勞工權益和社會危機的幻想，表現出它仍然只將順從自己的意願的人看作是“人民”的霸道。

中國政府的代表指望以其退出對話會場的強勢姿態，在國際社會打壓“中國勞工通訊”。它無視了另外一個基本的現實，這就是，中國政府及其屬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盡其可能的手段，打壓中國勞工通訊已經十多年了。正是得益於這種打壓，“中國勞工通訊”在中國國內和國際社會，在國際勞工運動中的影響日益擴大。“中國勞工通訊”的力量的來源不在中國國外，更不取決於中國政府的立場，它的生命力，它的力量的源泉在於它植根于中國的現實，在於它和中國勞工的血肉聯繫，在於擁有中國勞工大眾的語言和情感，在於它有能力用這種語言和情感和自己獨立的立場，及時報道、分析中國的勞資矛盾的真實和勞工的需求與痛苦。“中國勞工通訊”之所以提倡並參加與中國政府及其專家的對話，是因為，中國政府需要改變觀念，需要學會與獨立的社會團體進行平等的對話，這是其治理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社會的需要，是其恢復其社會公信力、重建其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尤其是，這是中國社會各階層，首先是勞工階層的迫切需要。面對強大的國際和國內的資本的力量，中國的工人農民只要像普通的人那樣活下去，他們不願、也不需要與政府對立，他們需要的是通過平等的談判和對話，政府能理解他們的艱難並幫助他們。

中國政府與歐盟的各種形式的人權對話已經進行了十多年，但是，中國的人權狀況並沒有改善。十餘年來，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迅速擴大，勞工的生存狀態急劇惡化並已經成為國際關注的重要問題。在此期間，中國政府與歐盟之間仍然只是進行著官方的、封閉式的人權對話，這種對話對中國的勞工狀況的改善並無裨益，其存在的意義也受到國際輿論、非政府組織和各國工會的普遍的質疑。歐盟對“中國勞工通訊”和“中國人權”等非政府組織的邀請，不僅表現出其對中國現實的理解和對世界勞工問題的關注，也表現出其走出這種人權對話的困境的努力，並幫助中國更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使其行為符合聯合國和國際勞工組織早已確定的基本原則。這不但是中國勞工階層的利益需要，也是符合歐盟和中國雙方利益的行為。儘管這次學術研討因中國政府代表的拒絕而流產，在會議開幕之前，“中國勞工通訊”的代表蔡崇國仍然與來自歐盟各國，特別是與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進行了廣泛的交流。為此，“中國勞工通訊”對歐盟的邀請表示感謝。

2007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