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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7.2%職工敢與老闆“談薪”
一項調查結果表明,過半職工對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一無所知
新快報訊 (記者 文安 實習生 郭潤琳 通訊員 史功匯)100%的勞動者期望漲工資,但知道如何與老闆“談薪”的人,只有7.2%!
昨日,廣州市總工會聯合廣州大學發佈《工資集體協商調研成果》。結果顯示,54.2%的職工對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一點都不瞭解。
無加班費未達最低工資
據瞭解,該次調研範圍集中于天河區、黃埔區、越秀區、花都區、番禺區及開發區等,涉及20家企業、900個抽取樣本。課題組通過對841份有效問卷分析,發現了私企員工工資中隱藏著一項“特殊工資”——犧牲休息時間,通過特殊勞動,在八小時之外、節假日加班加點所換取的勞動報酬。
調查顯示,多數私企員工的工資中包括加班費,如果沒有該項特殊工資,他們根本拿不到勞動部門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記者瞭解到,一家保潔公司的老闆認為職工人均月工資已達到1200元,而被調查員工則說月工資只有800元。原來,公司老闆把員工每月從垃圾中撿破爛賣的錢也算在工資內!
專家指出,私企出現的“特殊工資”是勞資矛盾頻發的根源,勞資關係也因此變得更加緊張。
16%職工未簽勞動合同
被調查職工中,有83.8%職工反映已和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其中有不少人透露合同流於形式,也有職工認為合同內容人仍有不公,但迫於就業壓力,只能“無奈”簽名。令人震驚的是,被訪者中仍有16%的勞動者尚無一紙合同用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工會在勞動者的生活和工作中有什麼作用?課題組人員發現,一些基層工會工作的認同感較低,有許多職工不知道工會領導是誰,甚至連工會辦公地點在何處也不知道;有職工反映,有些工會不是為職工維權,而是企業的附加——工會主席就是企業主的親友,甚至由企業領導直接兼任。
對幫助職工與老闆大膽“談薪”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調查結果顯示,被訪職工年齡越小,教育程度越低,對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瞭解程度越低。
■個案分析
三番較量後工資漲了5%
2004年,日本東洋電機株式會社收購了某電氣公司的國有資產,控股並主持經營。改制後,職工們最關心的就是“會不會下崗”與“工資有多少”。2005年職工們推選的工會主席與5名職工代表開始了與行政方漫長的“談判”,三個回合為工資贏得百分之五的工資增幅。談判一開始,工會率先出招——工資漲6%~8%,而老闆的回音只有一句:加工資,沒門!“不漲草案”公示後未獲職工通過,這個結果讓行政方很意外也很生氣,但工人非常團結,他們不能對所有的工人說“不幹就走人”,談判因此陷入僵局。第二回合由企業的試探開始。公司方打破僵局提出可以“漲一點”,並許諾優秀員工“一定會漲”。工會主席趁熱打鐵,修訂了《集體合同》草案並進行表決,但仍未獲公司方通過。
此時,工會主席為避免兩敗俱傷,決定迂回出擊,為員工謀得福利的同時,也顧及企業利潤。經過充分的準備,2005年10月27日,《集體合同》終於通過。工會當年號召全體職工在最後的兩個月裏努力工作,爭取扭虧為盈,結果創造了神話,實現利潤71萬元。公司當即決定從2006年1月起,為全體員工增加工資,平均增幅5%。
■外地經驗
上海 建立有地方特點的機制
上海市總工會在推動建立具有上海特點的工資決定機制、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上做了大量工作,對保證職工工資正常增長、促進企業勞動關係和諧,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河北 社區和村鎮建聯合工會
河北省通過在個體商戶比較集中的社區和村鎮建立聯合工會、在商業比較集中的商貿區建立市場工會、在建設工地專案部和農民工輸出相對集中的鄉鎮建立以農民工為主體的農民工工會等形式,把流動和分散的職工組織到了工會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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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2008年08月20日 金羊網-新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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